中华文明发端于何时、何地？经历过怎样的曲折、回合？这些问题牵系根脉，事关“何以中国”。寻找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并不是一时的学术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去思考、追溯中华文明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缘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确立了四大都邑性遗址（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和20多个中心性遗址。在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的基础上，人们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这一事实。年1月12日，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考古人员在皇城台发现目前石峁城址和石峁文化最高等级墓地。据介绍，皇城台高等级墓地更加彰显出石峁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是石峁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的重要实证，也是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的重要收获。可能存在的早期国家政权年，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来到陕西神木县，他在废品收购站看到了无数散落在地的精美古陶器和玉器。在询问当地村民之后，戴应新才知道有一个叫石峁的村子，村民们经常会捡到大小不一的玉器，并把它们当作废玉料卖到废品收购站。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与文化遗存有关，于是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当地。从县城到村子的路上，凭着多年考古经验，他发现沿途分布有墓葬、回坑、房址和窑址等古遗迹。一个晴朗的上午，在村里的一处打谷场上，戴应新在村书记的陪同下收购村民手中的玉器。这天，上百名群众自觉地排成方阵，手里托举的玉器在阳光下晶亮闪耀，脚边的各式陶器令他目不暇接。戴应新的这次收购惊醒了石峁这座沉睡于黄土之下长达年的古城，一时间石破天惊。这并不是石峁的第一次“亮相”。早在年，天津《大公报》就刊登过一则“陕北发现汉匈奴古物”的报道。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为，位于陕西省最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石峁地区可能存在一个遗址，并派学生韩寿萱回乡调查，考究古代匈奴的生活。这是石峁遗址首次进入研究人员视野，经过实地研究，石峁遗址年代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认定为汉代，但对石峁遗址是匈奴古代聚落尚未有定论。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石峁遗址第一次被进行专业调查。时任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孙江来到石峁遗址，陆续发现了断续的石砌城墙。根据分析采集陶器、刀、斧、石器，调查组认为在石峁、雷家墕大队一带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这次发现将遗址年代提升到多年前，调查形成的《遗址调查记录》将其命名为“石峁山遗址”，推测范围为东西约四华里、南北约六华里。这是“石峁山遗址”（即今石峁遗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记录。但遗憾的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发展初期，《遗址调查记录》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被束之高阁。所以，直到年前的这段时间，石峁的玉陆续出现在国内外市场上。石峁有玉这件事儿十里八乡都清楚，可都未引起社会对石峁地区可能存在遗址文明的设想。年，戴应新的收购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那一天他从乡亲们手里高价收的件玉器，虽不是考古挖掘品，但已足够令石峁玉器震惊考古界。他后来在回忆中表示，当时老乡手中还有很多石峁文化玉器，遗憾的是资金不足，只选了比较精美的器具收购。从数量上来讲，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前，牙璋数量最多的一次玉器收集。这意味着，石峁地区很可能存在一个早期国家政权。在质量上，这次收购留下了至今罕见的文物。戴应新当时从乡亲们不看好的玉器片中扒拉出一枚大眼睛、高鼻梁、头顶盘有发髻、样子酷似健壮憨厚的陕北青年男子的玉人头。这枚玉人头让戴应新支付了5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却是目前罕见的史前人形玉器之一。这批玉器证明，多年前，在这地表沟壑纵横、支离破碎的梁峁之上形成了一个文明国家政权，密集分布着居址、墓葬大量文化遗存。戴应新经过分类研究，认为玉器与陶器都为龙山时代遗存，并撰写了简报发表在《考古》杂志上，命名“石峁遗址”。北方黄土下沉睡多年的石峁遗址，从此与考古的目光有了链接。引来一批盗墓贼但此时石峁玉面临的是一场保护危机。据不完全统计，有多件石峁玉器流散海外。在中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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