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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府谷县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沟壑纵横，土地瘠薄，沙化严重，肥力较低，再加上十年九旱，农业生产广种薄收，十年九歉。远古年前老祖宗就传下“穷山恶石头，黄河向南流，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民谣。
在府谷县大昌汗村，王喜泰的老父亲已经记不清自己的先人们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多少代，但他听老人讲过，明末清初，因为战乱，自己的家族从山西保德州王家滩迁址陕西府谷的三道沟，大约在公元年左右，又搬到大昌汗，都甲是代堡都二甲。
都甲是一个宗族的标志，一般说来凡是相同都甲的人，具有相同的血缘，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而五服之内的同宗人则是更为紧密，出自同一个曾祖父，即爷爷辈是一母同生的亲弟兄。在旧社会，为了抱团取暖，形成合力，为了应对外族和其他势力的欺负，为了解决家族内部的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些有一定文化、有较强能力、公道正直、德高望重的家长就会成为这个家族的族长，说大事，了小事，受到同族人的拥护和其他宗族乡亲的尊重。
在大昌汗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子里，住着王氏家族老老少少上百口人，他们普通得就像山上的小草，经受着风吹雨打严寒酷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倔强顽强地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获取少而又少的粮食，延续着轻如鸿毛的生命。
王喜泰的老父亲就承担着族长这样一个角色，在他看来：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自顾自只能是一片散沙，团结起来才能做成事情。因此，王氏家族中，哪一家碰到一点难事，特别是遇上娶媳妇、娉闺女或老人的白事宴这样的大事，老人家一声吆喝，老王家的人都会出手相助，有多添多，有少添少，没钱就出个劳力，总会把一件事办得圆圆满满，事宴办得风风光光。
府谷自古为边防要塞，枕长城而带黄河，为关陕之锁钥，秦晋之咽喉，西北之门户。清末民国时期，这里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据史料记载，清朝同治年间(---年)，大清西部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回民发生暴乱，叛军在同治七年(年)入侵晋、陕两省的河曲、府谷、神木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十室九空，民众逃亡四十余日不举烟火”。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大大小小的军阀数不胜数，中国就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土匪帮派也层出不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广大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威胁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不止战乱，还有连年的旱灾、雹灾等自然灾害，居住在大昌汗村的王氏家族也不能幸免，天灾人祸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此时此刻，大昌汗村的王氏家族已是一个上百人口的大家族，尽管这里土地平缓，离水又近，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失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生存之地，但匪患成灾、人多地少少雨干旱的现实，迫使王喜泰的老父亲还是决定，带着自己的子孙“走西口”。
据呼和浩特原归化城先农坛石碑记载，汉族老百姓到口外种地，始于康熙三十一年（年）。康熙皇帝于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两年中三次巡视鄂尔多斯地区，所到之处见牛羊驯顺、人皆有礼、秩序稳定，遂解除了对鄂尔多斯地区的封闭政策。用今天的话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开放性政策，晋陕民众的走西口才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此外，蒙得宜于开发赋税较少，晋陕人多地少、久旱少雨，都促成走西口的规模越来越大。
此后，走西口
一直延续了二百几十年，是晋西北和陕北人的逃荒方式。广义上的“走西口”指晋、陕人越过长城进入蒙地，“口”即长城的关口，具体的“口”有两处：一处是山西右玉县境内的杀虎口，由此出关入蒙，另一处是由陕西省府谷县的古城入蒙，古城的门洞南即为“口里”，门洞北即为“口外”，晋西北忻州、河曲、保德及陕北人都由此出关，经过大柳塔、纳林、马场壕、盐店进入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杭锦旗等地，其中的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人再向北、西北到巴盟河套一带。还有流落到包头市、呼市及附近的乌拉特旗、萨拉旗等地，以小商小贩、耍手艺、掏根子、开荒种地、放牧为生。
“走西口”开始大多是青壮年男子单身走，一般是春天走，秋后带着一年的收获，携着微簿的钱、粮食和物品回老家和亲人团聚。度过寒冷漫长的冬天，过了老年，春回大地，再三五结伴走西口，循环往复，年年如此。“口里”的人年复一年，年年走，渐渐地对那里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熟悉了，习惯了。认为口外是谋生的地方，是养穷人的地方。所以有很大部分走西口的人由单身走，发展到搬迁到西口外地安家落户。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挪活，树挪死”是府谷人从先辈那里传承下来的重要生存法则，是在长期与恶劣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生存理念，这种理念如同传统的儒家文化一样潜移默化地植根在府谷人地域文化的内核中，成为在极端条件下对生存选择的导引。就这样，王喜泰的老父亲赶着二饼子牛车，领着三个儿子告别了家乡，走上了漫漫的西口之路。他们带着父母的嘱托，带着生的希望，带着“天塌不下来”的信念，在酷暑和严寒中历尽千难万险，毫不动摇，一路北上……用血泪和辛酸书写着人生新的篇章。
走西口是晋、陕民众的逃生手段，是血泪斑斑的苦难史，是被逼无奈中富有悲壮色彩的探索前行，他们走得凄凄惶惶，走得悲悲切切，西口路上留下坟茔座座，白骨累累。难怪有人在民歌里凄惨地唱到：“自古那个黄河向东流，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
“小川河，耍一水，拔断儿根；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回头看：扔妻子，撇父母，实实惨心！此一去，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竹芨，盖星星，难耐天明；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进河套，挖大渠，自带囚墩；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遇传人（瘟疫），遭瘟病，九死一生；沙蒿塔，碰土匪，几乎送命……”，这首民谣，正是旧时府谷人走西口的真实写照，无疑是当年走西口人们的哀怨心声。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泪别父母妻儿，远走异地过着孤苦艰辛的日子，难免心中充满悲伤和哀怨。
与此同时，另一个李氏家族的先人们也从口里神木县来到口外，在离劳场湾几十里地的呼斯梁哈拉汗图壕村落了户，后来王李两族结了亲，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后话。
像王氏家族、李氏家族一样，走西口的晋陕人，是一群脚踏实地，勇于冒险，敢于创造人间奇迹的人。他们灵魂里浸渗着这方厚重的土地赋予他们的宽厚、豪放、智慧的秉性。这种秉性成为晋陕人内在灵魂中最具生命力的内生动力，自觉不自觉地在走西口的艰辛历程中形成了一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晋陕人走西口历尽千辛万苦而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精神源泉。走西口带来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融，蒙古地区的经济形态由单一的畜牧业经济演变为农牧结合经济，蒙汉人民在生活习惯、道德观念、文化追求等方面逐步融合，艺术上共同缔造了举世无双的珍品“漫翰调”与“二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