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国统区好像都在挨饿,究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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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和抢米风潮、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是国民政府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国统区广大城镇、乡村贫苦人民、学生被迫进行的反压迫、反内战、反饥饿斗争。

1、全国民变运动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和进行大规模内战,很快就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征兵征粮制度,以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全面内战爆发后,征兵征粮征税更为扩大。

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87%。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便大量发行纸币。至年春,已高达十四万亿元,较年底的纸币发行量,猛增七倍。随之,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激增到年6月止,较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上涨了三十三倍以上。

在征兵方面,年全国征兵50万人,除此巨大兵额外,还要追缴抗战时期的所谓“壮丁陈欠”。年征兵额增至万。强征的劳役民夫更无法统计。国民党征兵人员,不分昼夜地强抓硬拉还乘机百般敲诈勒索。大批青壮年农民被抓兵拉夫,很多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致使农村劳动力锐减造成土地荒芜,农村经济破产。

征粮方面,年各地普遍歉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的田赋征实较年还增加了一倍以上。年为万担,年增加到1.18亿担。田赋征实一项,已使农村每一壮年农夫平均负担重达1担半,而历年积欠的追缴,军粮的收购征发,尚数倍于此。此外,农村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四川为例,光有明文规定的捐税就有种。

一般自耕农的田赋捐税负担已达到其收获量的60一90%。田赋军粮、苛捐杂税,几乎刮尽了贫苦农民的粮食,使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计。为了生存自救,广大农村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只有奋起反抗。

从年下半年起,各地农民有组织的反抗抓丁、征粮的斗争已相当普遍。在国民党征兵征税越严重的地方,农民们的反抗越激烈,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向反动派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2、声势浩大的民变运动

到年9月,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普遍发生了民变运动,起义群众达到二十多万人。

到年1月,民变运动已扩大到四川、西康、浙江、陕西、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安徽、绥远、江西等省三百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到八十四万多人。

各地的民变运动,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参加的人数也最多。

年9月初,四川省民变地区三十多个县,参加群众十万多人,到年1月,参加人数扩展到二十万人,大股一万几千人,小股三五十人不等,活动地区遍布全省的一百三十多个县。

年12月中旬,西康省起义群众约十万多人,到年1月便激增至五十万人,他们组成七路大军,活动于西康的九个县市。在同时期内,浙江、陕西、广东等省的民变地区都在二十个县以上,两湖、云南、安徽、浙江等省的起义群众也都超过一万人。

在民变的发展过程中,除农民外的一些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如工人、学生、手工业者,甚至国民政府的公务员、乡村中的中小地主也参加进来。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参加民变运动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例如西康的彝族、湘西的苗族,都是和当地的汉族联合起事的。

随着民变武装斗争的发展,民变运动的政治目的也越来越明确。各地的民变武装主要是攻击当地的各级政府、地方反动武装,这就使起义带有鲜明的反抗国民政府的色彩。

例如,四川的第十五专署就曾被民变武装长期包围,西康的雅安专署曾被起义群众占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地的乡镇公所和自卫队,经常被民变群众包围缴械,就连国民政府的心腹之地―—南京、上海,也有民变武装活动。又如广西的南宁、武鸣、宾阳、永淳四县的民变武装,还贴出了“反对征兵征粮”的标语。

容县、藤县、北洋三县的起义群众,还提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汉奸”,“实现独立民主和平”等口号。西康起义军甚至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浙江台州的民变武装,拥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和一百多艘海船,他们的旗号是“铲除贪官污吏”。还有些地区,如陕西商县的民变武装,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民选的县政府。

国民政府对民变运动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由于民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武装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之类的队伍已无法应付,遂调动正规部队来镇压。年,用来围剿民变武装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二十多万人。

可是民变武装是越剿越多,此起彼伏,而且国民党正规军被民变武装所剿的事也时有发生。民变的风起云涌,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民变运动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其后方起火,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配合、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战争。

3、“抢米”风潮缘何发生?

在民变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镇又掀起了“抢米”风潮。

据统计:上海米价,年1月,头等米每石为六万元,到5月份就涨至三十六万元,四个月内上涨了五倍。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上海,年11月30日、12月1日,一些零散摊贩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生死搏斗。在年5、6月间,“反饥饿”的抢米风潮又弥漫了国统区13个省份的大、小四十几座城市。

年,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按最低需要量统计,稻谷不足六千万担,小麦不足五千六百万担。严重的粮荒和粮价的上涨,把农民和城镇一般居民特别是贫民通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为活命而斗争。

很多工人、城镇贫民无隔夜之粮,经常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年10月份,上海一家慈善机构收尸达一万五千具,年3、4月间,上海毙命儿童八千余。年广州三个月内就饿死了两千人。

据统计,年各地饿死人数即达一千万人;仅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四省即有七千万人陷于饥。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人以上。

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粮价空前暴涨。1月初,上海每担米为6万元,5月初涨至30万元,5月7日又涨至36万元,四个月内竟涨了六倍。

许多地方更是有价无市或有市无货,形成严重的粮食恐慌,饥饿和死亡威胁着广大城镇贫苦人民,为要饭吃,为求活命,饥饿的人民被迫起来“抢米”,于是在年6、7月间,就已在浙江、广西、江西等省的若干县市先后发生的“抢米”风潮,很快就在各地猛烈地发展起来了。

4、“抢米”风潮

从年5一6月,“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绥远、江西、广东等省的四十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素以粮食富足著称的成都,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产米区的许多县市。

参加抢米的群众,杭州四万人,合肥五万人,芜湖一万人,其余城镇在数百、数千人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十七万人以上。参加“抢米”的群众,除去壮年男女外,还有许多老人和儿童。他们抢粮仓、军粮车船和公私米店。

一些地方,如芜湖和陕北的府谷等地,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抢米”队伍。

“抢米”风潮在年春末夏初形成高潮。年5月2日,杭州四万群众“抢米”,捣毁米店和派出所,成为全国“抢米”风潮中的突出事例。

年4月,杭州米价涨至每担10.7万元,比年9月上涨了63倍,到5月2日又猛涨到每石16万元。粮价越涨,粮源越紧,粮食的投机活动也就越猖獗,这使杭州的粮店经常出现无米可售的局面。一般贫苦居民,特别是一些无隔夜之粮的贫民面临着随时断炊挨饿的严重威胁。

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和投机粮商的日益增长的愤怒,终于在5月2日爆发成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当天上午11时起,数千贫民冲入全市各处米店,捣毁米店三百多家,抢走大米两千多袋。

在纷乱中,抢米群众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捣毁警察分局二处,愤怒的群众还打了警察局长和粮食官员,群众也有多人被捕。杭州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到浙江省的其他地区。从5月3日到7日,嘉兴、瑞安、绍兴、富阳、永康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抢米和捣毁米店的风潮。浙江的“抢米”风潮震惊了刚刚“改组”之后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虽然就粮食问题想了一些诸如“各省粮食得以自由运行”,“遵照平价办法自动议价”等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抢米风潮以更猛的势头继续发展。

5月4日、5日两天,无锡数以千计的群众抢了全市几乎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一千余袋,打伤米店店员二十余人。群众还攻击了面粉厂和米厂的仓库;成都的饥民于5月5日抢了全市三百多家米店,饥民们还在抢米之外,冲入饭馆和富户家中白吃白喝。由罗江运往成都的米船在广汉被饥民抢光。

5月初,上海发生了一千余人抢米店的事件,仅7日一天上海就有至少五家米店被饥饿的群众所抢,河南路万太米店被捣毁。9日,上海又发生12起以上群众抢米事件,一千袋以上大米被抢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不太平,同样发生了百余饥民捣毁四家米店的事件。另外,两千多铁路、码头职工捣毁了南京对岸浦口镇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三百多袋。

自5月以来,安徽合肥每日都有饥民抢米。17日,合肥有四千余担大米由国民党当局武装押运出境,附近居民闻讯,顷刻间集合五万余人到码头抢米,押船的士兵向饥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重伤六人,被捕五人。

在此期间,芜湖饥民万余人组成抢米队,到处抢米;安庆饥民不但抢米,而且将当地银行行长及商会理事的私宅尽行捣毁;六合县饥民鸣锣聚众,将米店洗劫一空;青岛饥民则到处“抢饭”,还组织讨饭募捐队;北平饥民除抢粮外,还在东四牌楼闹市区抢烧饼;在陕北神木县,群众因抗议国民党榆林公署增收军粮引起粮价暴涨,于5月27日集合百余人在大街上抢粮、抢烧饼。

6月4日,该县信义乡居民七百余人聚众人城,包围神木县政府,要求免除粮款,延续三日未散。

到6、7月份,抢米风潮继续蔓延,其中以安徽最烈。皖南绩溪、歙县、旌德、宁国、泾县、芜湖、广德等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抢米群众达万余人,国民政府用来打内战的万余担军粮都被抢光。

国民政府用枪杀、殴打、逮捕等暴力手段镇压抢米的群众,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惨案。在浦口抢米风潮中,国民党警宪出动镇压,逮捕了九名群众,并宣布戒严;成都国民党当局通令对抢米的饥民“准由军警格杀勿论”,仅成都一地被随意枪杀的饥民就在十人以上。

国民政府的镇压行动,激起了广大贫苦饥民更大的憎恨和愤怒,使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由骚动激化为暴动,变成对国民政府的直接斗争。成都的抢米饥民,曾经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另一部分饥民还冲击了四川省政府;无锡的抢米饥民不仅包围了市政府而且还捣毁了市政府,并将市政府的牌子抬上街游行;湖南沅江的饥民活捉了县长,还砸毁了县政府。

抢米群众的斗争,迫使国统区的许多城镇不得不宣布戒严。因此,抢米风潮,也就进一步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抢米风潮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相配合,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抢米”风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年5月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经济危机深刻化》一文指出:

年5月由杭州饥民捣毁米店开始的抢米风潮,是蒋介石政府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表现,表明蒋介石反动集团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蒋介石的三种危机,即: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互相激荡,互相助长,犹如火山的喷发。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坐在这座喷发的火山口上。”

5、学生、教师的生存现状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教育危机也日益严重。因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支出,本来就为数甚少的教育经费又被大量移作内战费用。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3%,许多学校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年春,北京大学每月经费三千四百多万元,不够偿付所欠八亿元外债的每月五千多万元的利息,校方负责人感叹“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学校无法办理。”上海交通大学“薪水发不出,甚至连买粉笔、买试卷的钱都没有”。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

学校教职工领取的按照生活指数计算的薪金,本已应付不了飞涨的物价,有时还被当局和学校拖欠不发。一些教师即使四出兼课,也难以温饱。国立大学的公费生,一天的伙食费元,只能买两根半油条。当时的舆论公开说,政府“除以军事为主外似对其他建设较淡泊,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

大学生说得更坦率,饿肚子的根本原因是“物价高涨,由于经济崩溃,内战不停则生活根本无法彻底解决。”饥饿困扰着大学生,内战的恶果更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加上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广大师生不但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他们已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只有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从4月下旬开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就为增拨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待遇而进行斗争。5月4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15%,教员薪金按物价指数支付等五项要求。

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物价飞涨,伙食难办的布告,学生纷纷议论,群情大哗。该校中共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因而决定领导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

大学生要求增加伙食费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一个小时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达一千五百多人。12日晚,中央大学学生会议决:为增加公费、支援教授会的斗争而罢课,要求学生伙食费按物价上涨倍数增加,即由每人每月2.4万元增加到10万元。之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曾派代表先后3次到国民党教育部,要求调整伙食费,均无结果。

15日,中央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国立剧专等校三千多学生,唱着《你这个坏东西》、《苦命学生》等反饥饿歌曲,到国民党行政院教育部请愿,要求按物价指数提高公费生的伙食费。他们在行政院的金字匾上,贴了“民瘦炮肥”四个大字,还在行政院大楼门前写上“朱门酒肉奥,路有冻死骨”的标语。

但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学生的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这种行动是违法的”。这种答复更激起学生的不满。南京学生连日游行请愿,并号召全国各界响应,采取一致行动。

6、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南京学生的请愿运动立即得到北平学生的响应。5月16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宣布,17日为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天,从而拉开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序幕。

5月18日,就在蒋介石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当天,清华、北大、北洋(北平分部)三校学生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赴市内主要街道向市民宣传。下午5点后,在西单活动的宜传队突然受到许多青年士兵的围攻。他们先指责学生是共产党,继之动手,使学生多人被殴打致伤。

据当时的学生报刊记载,“围攻北大宣传队同学新闻系二〇八师青年军,人数达三四百之众”,“显系有计划之血案行动”,国民党的“五一八”暴行,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当晚,北平各校及天津、唐山等地共13所学校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议各校一致罢课;并决定在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

19日,上海14所大专院校七千多名学生,在欢送沪杭区学生代表组成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团”进京请愿之后,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大队冲破了国民党警、宪马队的几次拦阻,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胜利举行了这次大游行。

20日,华北、京沪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等地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汇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新高潮。

在北平,七千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从北京大学出发,举行游行示威。大队一路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教育经费!”等口号,还唱着《不要打、不能打、不准打》、《你这个坏东西》等“反饥饿、反内战”歌曲。

经过5个多小时游行,又齐集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一致行动;并决定把北大红楼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在南京,20日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多人,于南京中央大学集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联合大游行”。

队伍突破宪警军特的包围,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向国民参政会和国民政府方向前进。国民党军警在学生必经的道路上严密布防准备严厉对付学生,当队伍行至珠江路口时,宪警立即用水龙冲射学生,并且挥舞棍棒、皮鞭,横扫竖劈,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骨折筋伤。

学生当场被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八人,并有几十人被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二〇”血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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