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治疗白斑医院 https://yyk.familydoctor.com.cn/2831/schedule/前言
华夏,是我国主体民族古老而又沿用至今的称呼,汉族则是华夏民族在汉以后的改称,这在今天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然而“华夏”这个称呼的来历如何?华夏族的来历又是如何?却是许多人不甚清楚的。长期以来,笔者一直留意于这个与我们民族早期历史有关的问题,经过研究,知道华夏族起源与历史上周族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华夏族对于祖先黄帝的崇拜亦牵涉到周族更早的历史。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周人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对周族起源的认识,却一直处在比较混沌的状态。好在近年来,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暨考古发掘取得不少进展,特别是不久前陕西省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的契机,不仅揭示了作为华夏族与周族共同祖先的黄帝部族之所在,更提供了早期周族所从事职业的新的线索。笔者愿借此机会,结合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提供给各位学者。这也是笔者对于这个为世人所瞩目的考古遗址的历史学解读,敬请学者批评指正。
一、华夏族与周族:从华夏族名称来历谈起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的华夏族主要是由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族经过长期融合而后形成的。但是夏、商、周三族是怎样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开展的融合,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实际上,夏、商、周三族以及部分所谓蛮夷戎狄的融合主要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并且是在周人的主导下进行的,华夏族的产生与周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有着更多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可以从华夏族在商周之际的起源谈起。
商周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昔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便曾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所指周之制度大异于商者,包罗甚广,不能在此一一论列,唯其中封建子弟一项,对华夏民族之形成影响巨大。可以说,正是周人的封建,才迈开华夏民族形成最关键的步伐。在周人取代商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以前,整个商人的天下还是一个万邦(甲骨卜辞称“邦”为“方”)林立的局面。首先商人就是一个邦,文献或称之为“大邦商”,其他的邦,或者方国,都围绕在商邦居住的大邑周围,同商的朝廷结成各种内外服关系。这些邦、方实际都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属于氏族血缘组织的性质,今天的学者或称之为族邦。他们相互之间血缘壁垒森严,即令有对于商王朝的服属关系,也不影响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氏族组织的存在。彼时各氏族间的征服,包括商王朝对一些敌对方国的征服,除相互仇杀并进行掠夺之外,一般也只要求对方屈服,承认其为臣属、前来朝贡并担任服役而已,尚未有如后世那样将被征服者拆而散之,变作自已直接统治对象的做法。也就是说,整个商代社会还没有出现不同氏族部落人们的混居杂处,这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应当说还有不小距离。
西周分封的典型例子,如《左传》定公四年提到的鲁、卫、晋三国的分封,周初金文提到的齐、燕、邢、吴诸国的分封,都很好地体现了上述封建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后来也都在完成自己国家内部各氏族融合的基础上,发展成具有一定领土规模的地缘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如晋、齐、燕、鲁诸国,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融进周围不少夏、商旧族,从而成为各地方促进民族融合的中心。所有这些,都为以后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说明周初的封建确实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先河,并且周人在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周人姬姓,夏人姒姓,二者姓氏不同。古者“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国语·晋语四》),谓周人乃夏人后裔,首先就碰上这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与此相应,我们在文献中不止一处看到周人自别于夏人及其后裔,不把他们当作自己族类的做法。《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为夏的先王,卫属周之同姓,此明言夏的王族与周人非同一族类。这段话还提到作为夏的后裔只是杞、鄫二国,而《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出于华夏作者之手的《左传》称夏人后裔杞为“夷”,不仅不视之为同类,反而贱视之,更表现了华夏之人自别于夏后氏后裔之事实。有人说,杞之所以被称为夷,是因为它在春秋以后迁到东夷地区并使用夷礼的缘故,但近年发现的做于西周中期的铜器史密簋铭也早就把杞称作“夷”了(铭文中有“杞夷”的称呼),是周人早就把杞排除在华夏之外。这些,都反映了作为周族自称的“夏”与古代夏后氏之“夏”名同而实不同的事实。
现在要问,周人既非夏后氏的后裔,他为什么要自称为“夏”?过去人们对此有过许多猜测,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周人是出于政治需要,为冒攀亲缘而自称为夏的。所谓“政治需要”,不过是指灭商的需要。为灭商而自称为“夏”,乃是为了表示替冒认的祖先光复旧物,以便于更加理直气壮地去讨伐商人。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却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不得以为定论。其实,周人之自称为“夏”并没有那么多的深意,他们大概只是使用了“夏”这个字的本义来表现自己,表现以周邦为首的反商部族联盟的浩大声势。“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及经、传注疏并如此训。《方言》说得更清楚:“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人兴起于秦晋之间,人皆无异议,他们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族联盟,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尤如当年陈涉起义为复立楚国要给自己起个“张楚”的国号。
整个西周和春秋,以周人为首的华夏集团通过分封撒向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战略要地,在与各地夏、商旧族及部分蛮、夷、戎、狄的长期混居杂处中,他们开始是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与语言习俗上,都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当日后他们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熔铸成的民族共同体仍称为“夏”,或“华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总之,华夏族的起源与形成,都是和周族的兴起密不可分的,这是周族为我国历史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二、黄帝:从周族祖先到华夏祖先的演变有关华夏族起源的探讨,自然牵涉到华夏族何以称自己的祖先为黄帝这样一个问题。华夏族之所以奉黄帝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也与周人有关。质言之,黄帝之作为华夏族共同祖先,乃是由周族的祖先演变过来的。这实际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华夏族与周族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并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有关黄帝(及其他传说时代人物)的传说故事,应当说都有其真实的历史素地,需要认真加以探讨,不得以“其言不雅驯”为借口简单弃置不顾或置而不论。但如司马迁《史记》按照《大戴礼记·帝系》及《五帝德》的说法,将黄帝及其他几位古帝,包括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都比作后世一统国家那样前后相承的君主,并且将颛顼等其他几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君主都说成是黄帝一人的嫡系子孙,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古帝,还有一些不包括在“五帝”系统内的著名传说中的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应该就是夏以前各个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各部族集团的后人奉祀的祖先。
先秦时期较早且较可信的史学著作《左传》、《国语》曾记载了上述古帝及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团首领的活动。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称黄帝等人为“某某氏”,可见黄帝等人的身份原本确实是上古各个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至于他们的“帝”的称谓,则是其后人在祭祀他们的时候冠在这些祖先头上的尊称。《礼记·曲礼下》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帝”相当于宗庙里被立了牌位的祖宗。殷墟卜辞及商末金文中有商人尊其去世的先王为“帝”的例子,如祖庚、祖甲卜辞中的帝丁,廪辛、康丁卜辞中的帝甲,帝辛时铜器铭文中的文武帝乙,等等。周初金文中也有尊周的先王为“帝”的例子,如商尊中的“帝后”,即是对先王之后的尊称。这样称呼的“帝”,与秦始皇以后作为生称的“帝”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谓“五帝”及其他一些传说时代的古帝,应当都是这样一种各氏族部落集团“祖先神”的性质,这比单纯将他们视作神化中人物显然要实在得多。
顾炎武还谈到另一个战国时期与之前不同的社会现象:“春秋时犹严祭祀,而七国则无其事矣”,即战国之人不再严格区别各自奉祀的祖先,不像过去那样严守“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的规矩。这当然不是说战国之人不再注重祭祀祖先,而是说战国之人认为大家既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就没必要将各自的祖先划分得那样清楚,只要是为华夏先民作出过贡献立有大功的祖先,不论他们出自何族,大家都可以祭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将各氏族部落原来的祖先编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上,使他们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战国后期,《大戴礼·帝系》、《五帝德》,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书的。这些书里面所列华夏族奉祀的所有祖先中,排在第一位的自非拥有最多后裔并主导这场民族融合的周人的祖先黄帝莫属。这样,黄帝就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
三、石峁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长期以来,学者对于黄帝及其所代表的部族的居处,只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即认为他们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如上举徐旭生先生之说)。尽管这个认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现使这种推测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将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石峁进行的考古发掘,正使上述推测一步步得到印证,石峁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古镇附近。石峁遗址早就为人所知,因为那里自20世纪初就陆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古玉,其中许多玉器流散到欧美。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对遗址做过多次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石峁进行的小范围试掘,初步明确了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所处年代的范围,认为该遗址的上限应与陕西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亦即陕西龙山文化的晚期相当,下限已进入夏纪年的范围。对于遗址的规模与性质,人们的认识却较模糊,初以为遗址面积仅5万平方米左右,后定为约90万平方米,遗址的外城墙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近年,伴随着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热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新进行了仔细勘测,并对其部分地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始确定该遗址是史前时期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址。整座古城建筑在镇东北面的山梁上,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墙体由石头砌筑而成,总面积达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在龙山中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古城。
石峁遗址的发现迅即引起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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