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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尤方明
编辑丨周上祺
图源丨图虫
人口是我国发展潜力、发展韧性的基础性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年年末全国人口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万人，死亡率为7.37‰；自然增长率为-0.60‰。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截至年3月27日，有24个省份公布了年常住人口主要数据，但并不包括人口大省广东。其中除天津未公布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外，16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河南、山东、甘肃、安徽、北京等5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年由正转负。
在人口自然增长普遍放缓的情况下，部分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得益于机械增长，即人口流入。在这一维度，浙江以37万人的增量拔得头筹。安徽、湖北、江苏、甘肃、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等8个省份则在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下，实现常住人口正增长。
聚焦长三角领域，三省一市常住人口达到2.37亿人。其中，合肥16.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位居第二，仅次于杭州。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看来，合肥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中央与地方政策资源的倾斜扶持、科技创新驱动和日渐完善的高职教育体系。
图/21世纪经济报道
河南62年来首现人口自然负增长
较年而言，已公布人口自然增长数据的23个省份人口出生率均有一定程度下滑，死亡率普遍略有提升。
从出生率来看，贵州和青海突破了10‰大关，分别为11.03‰和10.6‰，另外海南、广西、甘肃、河南、江西、安徽和福建也超过了6.77‰的全国平均水平。出生率倒数前六的省份则包括黑龙江、辽宁、上海、江苏、内蒙古与北京。
受出生率低迷影响，16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河南、山东、甘肃、安徽、北京等5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年由正转负。河南省统计局更是表示，该省人口自然增长率62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年3月27日，上海市统计局发布了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从调查结果来看，家庭理想孩子数为0，即终生不育的占比仅为2.3%，有58.5%的家庭希望生育1个孩子，36.7%的家庭希望生育2个孩子，生育3孩及以上的家庭占比为2.6%。而不打算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最主要原因包括对现状满意、抚养成本高以及年龄或身体状况。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人口本身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是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出生人口的下降，存在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形成的人口趋势性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群众婚育行为的深刻转变。
张翠玲表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适龄人群晚婚不婚现象突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等是导致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当前，孩子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攀升，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个人发展与婚育安排之间存在一定冲突，这些因素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此外，人们更崇尚自主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追求个体独立，注重个人生活质量。生儿育女不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方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育意愿。
张翠玲说，年轻群体的生育观念变化意味着低生育率将是长期趋势，可能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生育与否，生育几孩，要充分尊重每个家庭的选择，关键是为之做好相应的公共服务。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出生人口骤升骤降、波动性过大，这会加大妇幼保健、免疫接种、托幼服务乃至教育领域等一系列相关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难度，导致一定的资源浪费。所以应当在“十四五”及中长期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促进生育友好，使出生人口能维持在一定的规模，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
合肥人口增量位居长三角次席
从常住人口的角度来看，在24个省份中，有15个省份实现了正增长。浙江以37万人的增量领跑榜单，其中浙江自然增长人口仅为0.3万人，绝大多数来源于机械增长。另外，安徽、湖北、江西、广西、江苏等5个省份增量均在10万人及以上。安徽、湖北、江苏、甘肃、四川、内蒙古、重庆、山西等8个省份则在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下，实现了常住人口正增长。
在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中，辽宁、河北、黑龙江、湖南、上海、河南、天津等省份较年末减少了10万人及以上，另外山东和北京分别减少了7.2万人和4.3万人。以上9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负数。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年，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部分传统劳务输出大省的常住人口规模实现增长，反而是北京、上海两个超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有所减少。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有部分人员选择回乡务工。
站在长期角度，曾刚认为，大范围的人口跨省迁移幅度会逐渐放缓，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数量将维持相对稳定或略有增长的态势。一是出于产业因素。近年来，能够吸纳大量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在交通、电力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跨越式的提升，能够不断满足企业的生产发展需求，从而使人们在家乡附近能够觅得心仪工作。二是公共服务因素。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政策推动下，公共服务均等化正在加速迈进。区域间，尤其是省域内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维度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出于地域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考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就近定居生活。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不少城市正在加入‘抢人大战’的角逐，为招引人才付诸努力。但如果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区域人口均衡发展才是最终目的。”曾刚说。
在张翠玲看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人口向城市和城市群集聚是自然规律。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应因地施策，基于资源环境及地域差异，遵循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振兴部分村镇，撤并部分村镇，使城乡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稳定、协调、共生和可持续的关系。
张翠玲进一步认为，对于有一定资源基础和区位优势的地区，可探索培育战略性产业空间载体，推动劳动力素质提升，为创新研发、成果转化提供人力资本支持；同时强调以县域城镇化激活发展动力，提升养老托育供给及服务水平，吸引人口定居；另外重视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尤其在教育培训、人才支持方面，建立可持续的造血机制。
对于资源环境较差、人口密度低、发展动力不足的地区，可适度整合村镇居民点，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推动低效村庄建设用地退出，适度推动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可基于资源特色，通过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传统手工业等方式发掘新的经济增长极，从而吸引人口集聚或回流。
如果把视角落点放在长三角城市，合肥的常住人口增量令人瞩目。截至年末，合肥的常住人口是.4万人，在年，合肥常住人口增加了16.9万人，仅次于杭州的17.2万人，高于宁波、南京、苏州等城市，距离千万人口城市仅一步之遥。
曾刚表示，合肥的人口吸引力逐渐变强，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政策扶持。安徽虽未明确提出“强省会”战略，但在基建、行政区划调整、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了合肥充分的政策扶持。而在国家层面，合肥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二是创新驱动。当前，经济增长要素动力正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合肥坐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时也是全国第一批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这对于当地高科技产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高职教育体系建设完善。大量的科技成果，能够通过经历职业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转化落地。
曾刚说，年，滁州、芜湖、马鞍山等安徽省内城市也在长三角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中跻身前十，拥有不错的发展前景。其他部分地区应摒弃“等靠要”的思想，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格局，谋求更多机遇。如六安积极承接苏州转移而来的婚纱产业，就是一个正面例证。
SFC
本期编辑刘雪莹实习生黎蔼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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