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的一天，工卫旅二十一团一营在榆林沟伏击敌人。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战斗打响。但是很快发现敌人兵力比预料的多的多。这是因为前一天敌人的一支部队，从岔口据点翻山到达芝兰据点，未被我部队发现。根据当时情况，歼灭敌人已不可能，部队决定撤出战斗。一营长张中如在指挥掩护三连撤退时，不幸被敌机枪从胸部右侧击中，从左侧穿出，鲜血直流，伤势很重。
当时在紧急情况下，通讯员李福田将张营长扶到隐蔽处，刘耀泽医生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他俩轮流背着张营长，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翻山越岭，一口气跑了十儿里山路，直到安全地带。当时由于包扎伤口的药量少质差，伤口一直流血，由于失血过多，张营长处于有时清醒有时昏迷的状态。为了安全和便于隐蔽治疗，他俩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张营长向后山转移。又走了几十里来到了屯兰川后面山上，找到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是一对中年夫妇，还有一个小女孩。当时交城山区的条件十分艰苦，可是群众的觉悟很高，大家共同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老乡一见是八路军伤员，就立即把张营长安置在一间草屋里，并搞来些吃的。刘耀泽和李福田在草屋里研究了保密措施和在各种情况下发现敌情时的隐蔽转移预案。山下村子里每晚有两个民兵上山来联系一次，并送些吃的。就这样他们住了十几天，一方面等待上级安排，另一方面等张营长伤势好转些再设法转移。而这时张营长自负伤一个星期后，就开始发高烧，伤口化脓，并发急性胃肠炎，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且不时从嘴里咳脓痰，呼吸困难，头发也掉光了。由于整天整夜仰面躺着不能动弹，以至头部、双肩、两胯和两腿等处肌肉坏死，压起了七块大褥疮。刘医生和通讯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除了用少量盐水冲洗伤口，喝一点从山上采来的草药熬成的汤外，再没有别的办法。
又过了几天，一位便衣前来通知，说分区可能有医生前来为张营长治疗。一直等到晚上，有几个人风尘仆仆从分区驻地赶来。其中有分区侦察参谋雷声，医生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德国医生。他叫米勒，是同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林迈可教授一道从太行回延安途经八分区的，是八分区首长特请他挤时间为张营长检查治疗的。
米勒大夫到要了解了张营长的伤情并检查伤口后说，因为伤势较重，必便把伤口扩大些，以便清洗和排出脓液，需要做个小手术。因为没有麻药，来勒大夫怕张营长受不了，就比比划划征求他的意见。张营长微笑着，鼓励米勒大夫，让他大胆地进行手术。经过简单的准备后，几个人把张营长的双臂和双腿按住、一个人扶着头。米勒大夫就用他随身携带的简单手术器械，在几支蜡烛和一二把手电的光照下，开始做手术。李福田端着蜡烛，听着剪刀剪肉的声音出了一身冷汗。张营长一动不动地躺在土炕上，始终没有喊叫一声，忍着巨痛，顽强地坚持着。手术一直进行到深夜、取出已经打碎的肋骨，清除了大量的腐肉和脓液。手术结束后，米勒大夫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
米勒大夫走后，根据他的吩咐，需要买个球胆和小铜号，目的是帮助把肤排出来、很快，在八分区首长和地方同志的关怀下，从太原敌占区买同一个排球胆和一把小铜号。这样张营长像小孩子似的，只要不睡觉，就按米勒大夫教的方法，不停地吹着。每吹一次胸腔内的脓液便顺着伤口流出一些，球胆就膨胀一点，等到一吸气、一部分流出来的脓液又随着胸腔的收缩倒流目一部分，但每次流出来的总比倒流回去的多一点。就这样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张营长伤势减轻了。但根据八分区首长指示，医院治疗。原来米勒大夫给张营长治疗后，回到八分区驻地向分区首长建议尽快送后方治疗。
之后，张营长在部队护送下，通过敌人封锁，医院驻地陕西神木县彩林，进行了治疗。最后在晋绥军区首长关怀下，又医院。但在去延安途中的26天，奇迹发生了，由于张营长在担架上每天上山、下山、过沟、过河，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来颠去，居然把脓液自然地排干净了，医院医护人员惊喜地发现，伤口已基本痊愈了。张营长在延安疗养期间，从重庆来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还采访了他的事迹。张营长先后八次手术，痊愈后返回部队，为“挤”掉敌人开始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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