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简称“秦”，又称为“三秦大地”，陕西人也以秦人自居。说明秦朝对陕西人的影响深入骨髓。今天的陕西人是不是历史上的老秦人后裔？这得从历史上陕西人口迁徙来了解。
秦亡以后，刘邦入主关中，当时他和关中的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也就稳定了关中乃至陕西地区的民心。没有造成人口大量外逃。
秦朝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君主集权国家，实行郡县制。但是县以下的基层，如乡、亭、里等的长官，是由乡村宗族推举地方豪强来担任乡长、亭长、里长。这些地方豪强和宗族势力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上，始终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导向离心离德。
汉高祖刘邦在建国之初，为了打击和分化这些地方豪强实力，实行迁徙昔日六国地界上的贵族豪强到关中自己的陵寝长陵周围定居，基本消除了地方上的豪强地主。
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实行与民休息的国策。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些豪强贵族势力又发展了起来。为了遏制这股势力，汉武帝推行迁茂陵令政策，也就是效仿汉高祖刘邦，将天下凡是财富在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豪），一律迁徙到京城长安附近的茂陵。
这项迁徙令作为国策是长期执行的，一旦有新的地方豪强、特殊利益集团出现，就再迁移到新的天子陵墓居住，使其脱离可以发展壮大的故乡土壤。
汉武帝因连年征战打击匈奴，又大规模修建宫室园囿。到了晚年，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汉武帝又不得不推行与民休息的国策。他指定的辅政大臣霍光也废除了他的迁徙豪强政策。
汉高祖和汉武帝的迁徙豪强政策也是继秦始皇迁天下富豪60万人于关中后的又一次官方有组织的人口迁徙运动。
陕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以及西晋的八王之乱，关中地区人口锐减。北方的五胡南下入侵，多个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大量涌入关中定居。并被同化为汉人，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这一时期关中的原住民中，大部分随郡县官员南迁至川蜀和襄樊一带，而另一部分选择留下，和南下的少数民族共处。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比如分布在西安周围数十个村名称为“留村”的，就是这一时期选择留下的关中原住民村落；当然还有大量形成于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村落，比如长安留村北侧一公里就有戎店村；长安炮里留村附近就有羌族姓氏村落姚车村、强家村（羌家村）、和家沟、十堡姜村等。
渭北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村落也是形成于这一时期，比如渭南的大荔、蒲城、富平一带，今天的羌族村寨多如牛毛。例如大荔县的阿吡、阿河，蒲城的罕井等。在渭北一带，凡是姓氏在村名之后的村庄，基本都是羌族村落，比如蔡袋雷、平罗党、王彦常、平罗雷等等。这一时期，北方各族纷纷迁入关中，据《十六国春秋》记载，累计人口达百万之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陕北地区主要被匈奴人和鲜卑人所占据。匈奴人被汉化以后改姓为刘、郝、呼延、乔、万等；鲜卑人汉化后改姓为元、韩、薛、慕容、尉迟等。
隋唐两代定都陕西关中，这也使得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在隋唐时期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迁入的各类人口相当多。
就人口迁徙的原因和形式而言，隋朝时迁入陕西的人口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隋灭了南朝陈之后，将陈后主及其王公百司全部迁入长安；二是隋统一全国后，关中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以及官僚贵族迁往关中；三是隋朝创立科举制度，直接从制度上否定了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这些士族大户为了获取新的晋升途径，纷纷迁往京畿之地的关中。
唐代对人口的迁徙有许多明确的规定，限制人口自由迁徙。但是关中作为京畿之地，还是有大量的人口迁入。从迁入者的身份来看，一是当初随唐高祖李渊起兵的元谋功臣及军人。比如三万的“元从禁军”就被安置在渭北白渠沿线；二是山东的旧士族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陆续迁入关中；三是入朝做官或者因婚姻等原因迁入关中的也不在少数。
隋唐时期，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迁入陕西境内。隋文帝人寿元年，就有北方突厥9万男女迁入塞内。唐太宗贞观初年，仅突厥人入住长安者近且万家。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通过入朝任职、联姻、入质京师等途径迁入关中。今天礼泉县的讫突村（现名胡度村），叱干镇的叱干（复姓）、阿史村（现名莫耳村）、史坊村、史都村都曾是北方少数民族突厥人居住的地方。
唐代迁入陕北的少数民族也不在少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至陕北北部和宁夏东部地区是唐代突厥人内迁主要的迁入地区。安史之乱以后，不少党项人迁入到了陕北各地。还有一部分吐谷浑人从凉州内迁，被安置在延州（今延安）境内。
隋唐时期，还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迁入关中，他们中不仅有汉人，还有人数众多的西域人，比如分布在新疆、中亚一带的昭武九姓，他们善于经商，沿着丝绸之路东进，留居长安者颇多。安史之乱后，西域道路不通，他们遂居长安。今天西安的回坊也就是唐时所形成。
唐末，天下大乱，关中地区兵连祸结，大量人口外迁。一部分关中人迁往陕南和蜀汉地区，另一部分迁往河东地区（今山西）。朱全忠胁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拆毁长安宫殿屋舍，有组织的强制性迁移长安人口东去洛阳。此次迁往洛阳的具体人数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估计至少15-20万人。
唐以后，关中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宋、金、元时期，再无大规模的人口迁入陕西。
明朝时期，是陕西历史上人口迁移及其频繁的时期。总体来说，迁入的人口大于迁出的人口。陕南、陕北是重要的人口迁入地区，而关中则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
明朝初年，经过元末的战乱，陕西人口锐减，造成许多地方地广人稀。洪武九年（公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迁山西汾、平、泽、潞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这里的河西指的就是黄河以西的陕西，主要被安置在今陕北一带。
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一部分移民被安置在了陕西的陕北和关中地区。具体移民数量，没有具体的记载。
元末明初，陕南地区人口减耗相当严重，地广人稀。当时的勉县一带颇为荒凉。于是朝廷下令把陕西、四川境内犯了法的囚犯，流放到勉县为民。由于是罪犯，人数应该不会多。
明代迁入陕南地区的人口以全国各地的流民为主，当时的荆州襄阳一带是流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与其毗邻的陕南地区自然也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流民。
所谓流民，就是离开故土外出流亡的人，他们中大多是农民。明朝导致大量流民的原因无外乎是繁重的赋役，不堪忍受，不得不逃亡外地；还有就是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不得不外出逃难；最后就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讨生活。
流民来自的地区相当广泛，既有民户，也有卫所逃亡的军户。陕南地区地方广阔，延袤千里，人民数少，出产甚多。所以山东、山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广及南北直隶府（今河北和江苏安徽）的流民进入陕南各地定居生活，这里有土地可耕种，物产也丰富，因流民的身份，既不用纳粮，又不用服役。乐居于此，不肯还乡。当然，还有数以万计的陕西关中流民也流入陕南，甚至迁入河南、湖广等地。
明朝对流民实行的是发还原籍的政策，但收效甚微。后来甚至采取强行驱逐和武力镇压的策略，都无济于事。明政府只好增设州县，允许流民就地附籍。
为了安置陕西境内的流民，明朝政府在陕西汉中府洵阳县增置白河县，编户八里；在陕西西安府商县分割出土地增设山阳县，编户一十二里。
明初以来，陕西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其中以军屯规模最大。当时的陕西都司辖24卫，而10卫位于今陕西境内，即西安左、右、前、后4卫，延安卫、榆林卫、绥德卫、汉中卫、宁羌卫、潼关卫。陕西境内还有兴安（今安康）、凤翔、沔县、归德（今榆林南）、镇羌（今神木县境）、安边（今定边县东）6个独立的千户所。
到了嘉靖年间，陕西的军屯面积已是全国第一。这些屯田的卫所士兵一部分来自今陕西境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外省。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个方面。其中的谪发就是因获罪发配而来的罪犯。
明洪武六年（公元年），在陕北设置绥德卫指挥使司，把江南上江之军士迁往于其地（即今绥德一带），立屯田法以戍之。今天陕北横山县一带居民大多来自山西、河南省籍屯田军士。这种情况在陕北各县普遍存在。
绥德古城明朝末年，陕西的自然在非常严重，陕西又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战乱频繁，导致大量人口外流。
清初的陕西，人口数量锐减，尤其陕南地区遭受战乱祸深，清初的陕南已经成为极其残破荒凉、人口稀少之地。
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对付台湾的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抗清势力，同时为了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义，于顺治十八年（公元年）发布《迁海令》，严禁渔民下海，并且把广东、福建、浙江三省的沿海居民，强制迁往内地。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内地实行招徕移民政策，对移民实施奖励开垦、减轻赋税的方针。而陕南地广人稀，因此，东南各省以及中部部分灾荒严重的地区，人们纷纷被政府组织迁往陕南，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的向陕南移民运动。这种大规模向陕南移民一直从清顺治年间持续到嘉庆年间，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中断，只是规模时大时小。纵观整个清朝，陕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时至今日，陕南地区是陕西方言最为丰富的地区。
清末咸同年间的陕甘回乱以及光绪年间陕西大旱，造成陕西关中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清末的山东人民，同样饱受天灾人祸侵袭，兵祸、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导致山东民众生计维艰。为了生存，山东难民分数路开始逃荒，成规模的向外移民。其中有一路难民迁徙到了关中地区。
山东人移民到陕西关中，和一位长期在陕西任职的山东人焦云龙密不可分。焦龙云对陕西的情况了如指掌，当他在回到山东家乡期间，亲眼目睹家乡人民颠沛流离的痛苦，又深感关中渭北各县大量土地荒芜闲置，便上书朝廷，建议将山东灾民批量迁往关中。若如此，既能解决山东灾民的生计出路，又能开发关中广大的闲置土地，朝廷也能增加税收。一举三得。在焦云龙的运作下，山东难民分批迁徙关中。
这一批移入关中的山东难民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分布在渭北的各个县镇。他们在关中定居后，就成为山东和关中的联络点。此后，每逢山东战乱或者饥荒，山东移民便来到关中寻亲避难。在此定居人数日渐众多，便形成了今天遍布关中的山东村落。从三原到大荔，移民走过的这条路上，建立起一个连一个的山东庄。时至今日，关中地区还有上百个山东庄。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民国时期，河南地区在遭受了黄河花园口决堤以及年大饥荒的灾难之后，大批难民沿着当时刚修通的陇海铁路线一路西进，纷纷进入陕西。他们在陇海沿线落户安家。
陇海线上的河南难民因为当时陇海线只修到了宝鸡，所以大批的河南人落户宝鸡。铜川发现大型煤矿后，民国政府又修了从咸阳到铜川的陇海支线以运输煤炭，同时煤矿上又需要大量的矿工。于是河南的难民又纷纷迁往铜川。时至今日，河南话在宝鸡和铜川都是主要的交流语言，因此宝鸡和铜川还没称为“小河南”。
交大西迁建国以后，有大量的军工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内迁陕西。随之而来就是相对应的数量庞大的全国各地的员工。他们最终都落户陕西，成为陕西人。
所以，今天的陕西人来自于全国各地，到了陕西，都是陕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