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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经济上的繁盛景象长期以来为人们熟知，作为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汉族封建王朝，北宋的进步体现在我们常常意想不到的诸多方面。
农业方面，宋朝人发明的筒车，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凝结着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精明的江浙农民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做到了上等田亩收五六石的优良成绩。
宋代水稻种植技术日益精进手工业方面，精美瓷器大量运销国外，目前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过宋代瓷器。海上的舟师有了指南针的协助，在航行中不用再“夜观星，昼观日”。宋徽宗倡导的文绣院正式成立，是为学习刺绣艺术的最高机构，颇似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政府设置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甚至出现了计件付钱的崭新方式。
商业方面，政府获利巨大，平均财政收入是明代相同数据的四十倍，而清朝末年的岁入才刚刚达到宋朝水平。宋代出现了商业一条街、街边连锁店、24小时营业店，一些极其细微的生产活动也能形成产业，如很多人从事的锤石莲业就是把剥好的莲子卖给水果行或者药铺。旅游业甚至都很发达，各大城市举办“旅游节”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譬如开封的菊花节和洛阳的牡丹花节。
电视剧《清平乐》中展示的北宋都城汴梁可是如果把视角转向另一个侧面，即在外交场所和军事场所，北宋却总是让人大失所望。
《燕地旧考志》中记载，雍熙三年时辽统和四年宋军分三路北伐，双方于益津关北二十里激战一日，宋军血流成河伤亡惨重。宋朝也曾经主动出击，部署刘廷让率数万骑迎击辽军，在城北君子馆之战中不料遭到敌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
西夏那边的战线同样不容乐观，三川口之战中，虽然北宋最终成功抵御西夏军队的入侵，但是损失惨重且长期在西部边境处于被动地位。好水川之战之中北宋再度失败，仁宗得知结果后极不满意，韩琦和范仲淹也因此被贬。
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的宋朝，为何频频在战场上一蹶不振呢？笔者看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原王朝北宋相对少数民族的游牧国家战争成本巨大。第二，募兵制导致了军事地区经济化，进而使得经济因素影响了战争走向。第三，北宋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对来自少数民族的原料等生产资料巨大需求。第四，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使得北宋对于少数拥有了一定的向心力，但也是因此而来的盲目自大也难以使得北宋真正在冲突中取胜。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上海博物馆藏宋代哥窑五足洗首先，在绝大部分时代里，以农业为主的中原王朝对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的战争，在经济上是百无一利的。而这样的战争对于游牧民族的国家经济来说，情况却正好相反。
宋朝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农业经济无不需要稳定的发展和继续的基础，包括农业活动的正常开展、国家财政的充足储备、南方新建立的经济中心的稳定等等，而这个基础因为西方和北方境外的军事冲突受到严重的冲击。豢养大量的募兵、战争动员准备如运输、维稳等例行开销都消耗了不必要的大量开支。
宋朝时商品经济的确发达，宋熙宁10年也就是年国家税赋总收入近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万贯，占30%，工商税万贯，占70%。数字确实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
可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依旧建立在稳定循环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战争开展的地方需要撤回大量劳动人口、荒废大量耕地，大片大片的地区正常农业生产活动被严重打乱，一发而动全身，进而影响着宋朝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
在经济重心已经转移江南的情况下，几乎整个两宋都因为战场的偏离不得不承担着“支移”的巨大负担，并且不得不延缓经济中心在南方的稳定与发展。学者赵美琪生动地总结道：“可以说从经济环境而言，战争女神会天然地更青睐于境外民族。”
影视剧中气势汹汹的游牧民族军队从经济角度言之，北宋从事的军事活动对自己的影响较于对对方的影响更为巨大，不断承担远方战场的损失既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财政危机。而西夏、辽却因为畜牧经济的特点和总体上经济上的落后，反而拥有了巨大的军事成本优势。
其次，北宋实行的募兵制的军事动员手段，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募兵制度之下，军事人员的经济身份较之于前代重要了许多。
在当时，边境地区的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就多以厢军为主要的劳力，更重要的是，北宋官兵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需要补充的是，募兵制度中招募来的士兵本身是具有较为自由的人身权利的农民或其他行业的小生产者，从军之后基本终身成为职业军人，拥有较为稳定的货币收入。
最后，由于军队多驻扎于城镇地区，脱离农业生产，部分程度上相当于城镇的“居民”，军人拥有的收入主要用于的是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对土地的生产性支出。这样一来，不仅大量募兵制军人从事工商业活动，而且边境的市场也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获得了用以运作的重组资金。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境内的北宋军屯遗址边境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十分复杂的，对于高级将领而言，高利贷是增加自己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苏轼曾经这样描述：“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1]“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2]
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最常见的补贴家用的手段就是将军队中的物资投入市场中牟利：“近来都下粟麦至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费有余矣。百万之众所余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3]
仁宗嘉佑年间，仅仅在西北边境地区，北宋朝廷征得的商税收入就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据史料记载甚至一度出现过商业资金过多以至于铜钱货币壅滞不通的局面，军区市场之繁荣可见一斑。由于战争导致的沉重经济负担，北宋朝廷也只得任由这些经济活动的兴盛以缓解经济压力。
总而言之，有宋一代驻军较多的地方经济活动频繁，进而形成了以经济性而不是军事性为主导的新型边境地区，最终导致了时人所说的“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力最弱。”[4]的现象产生。这样的军队和军事防区的状态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
北宋当时广为流传的一张防御图再次，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关系也对北宋采取的较为消极的外交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以西夏与北宋关系为例，青盐和战马是西夏最重要的特产，凭借这两件关乎国家生计的产品，西夏在军事实力较北宋偏弱的情况下，得以在经济“战场”上给对手造成不小的牵制。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青白盐贸易对于双方来说都同样重要，青盐是西夏用以交换中原粮食的重要贸易交换物资。
可是，北宋无法通过禁止青白盐的贸易来赢得政治上对西夏的优势。西夏的盐味美价廉，如要在中原完全杜绝，北宋政府要承担降价的损失：“(郑文宝)请禁盐，边民冒法抵罪者甚众。太常博士席羲叟决狱陕西，廉知其事，以语中丞李昌龄，昌龄以闻。文宝又奏减解州盐价，未满岁，亏课二十万贯，复为三司所发”[5]。甚至允许私贩食盐的风险：“诏:‘陕西诸州，先禁戎人贩青白盐，许商人通行解盐，以济民食’。诏令既下，而犯法者众，宜除之，悉仍旧贯”。[6]
除此之外，北宋对党项马的需求也非常强烈：“马之孳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雍熙、端拱间，沿边收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戍军置场。”[7]
冷兵器时代的战马是军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北宋内地养马来代替西夏马的措施也一直没有成功。而北宋尝试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必需品的交易也不顺利，以河湟民族为例，在北宋明令禁止不得与西夏进行贸易后，还是有大量当地居民为了生计违抗命令：“土人及蕃部犯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止”[8]。源自少数民族地区关键经济产品的牵制，使得北宋不得不在一些关键局面下做出让步。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食盐生产图示北宋以中原宗主国自居，对辽、西夏等国家心理上就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自我角度的单方面的优越，反而使得北宋时常在做出战略决策时产生失误。一定程度上看来，北宋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自身明显更加先进宏伟的文化使得北宋政府的确在边疆地区依旧维持着一定的向心力。
例如元祐六年（），边区的地方官上书：“恭惟神宗皇帝奋神武之略，资天下富强之势，开置熙、河数郡。当其经营之始，不无劳人费财之患，积累于今二十余年，其郡邑既已雄盛，人民既已富庶，法令既已整备，边势既已盛强，兵日益减，费日益省，谷日益贱，其规模之宏远，可以保万世之安矣。”，提高了西北少数民族对西北的认同。
可是宋朝政府对这种认同的评估出现了偏差，学者张炼把北宋的外交策略概括为“重辽轻夏”、“强制称臣”、“经济让步”三点。可是这种轻视西夏的战略判断就是明显有偏差的。澶渊之盟以后，西夏的攻势一次比一次迅猛，结果北宋落得“一战不如一战”[9]的下场。
总而言之，是什么使得经济强大的北宋王朝在外交和军事局面上频频处于窘迫的局面呢？我想把原因归纳为北宋的体量之大。北宋的经济建设体量太庞大，发生战争时需要承担的成本过于高昂；北宋人口太多，需要维持千年来稳定的农业社会而强烈的抗拒战争；北宋的商品交换太发达，抑制不住对边境商品的需求以至于被牵制于边境的商品上；北宋的文化太繁荣，挥之不去的宗主印象使它无法适应此时的世界。不可否认的，它还是地区的大国、东亚的象征，可当年轻的民族策马而至，它只用惺忪的睡眼环顾四周，最终悲哀的陷入了短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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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卷三六《乞增修弓箭社条约二状》。↑
《苏轼文集》卷二六《徐州上皇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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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一《民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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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脱脱.宋史（卷）［Z］.北京:中华书局,..↑
1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