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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五年（）夏末。契丹始终保持边境压力。而西北李继迁攻陷灵州后，又派出两万骑进围麟州（今陕北神木县）。大宋不得不派出附近州郡屯戍部队增援。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契丹南下，又提前安排大将王超为河北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继忠为副都部署，韩守英为钤辖。但还有个高阳关，缺少一个都部署。朝廷选将，以知枢密院事周莹充任永清军（今属河北邢台）节度使并兼任高阳关都部署。周莹麾下有一仆从借势与一位虎翼小校争气斗胜。这事在军旅中属于“扰乱军政”，统帅周莹负有控御不力的责任。大宋有互相监督、按程序弹劾的制度性规定，于是，此事被人放大，成为一个案件报到朝廷。
契丹战争资料真宗了解详情后，下诏告知枢密院与御史台部门，不必继续追究，只将这个仆从调离，到其他军中服役。真宗自有大事化小之手段。河北前线按照真宗谕旨，讨论后提出了御敌方案。基本意见是如果契丹君主率大军来袭，河北宋师就在保州（今属河北保定）以北的徐水、曹水之间列寨，以防御为主，在防御中寻机歼敌；如果契丹君主不来，只派统军来袭，就令保州、徐水、曹水三路兵呈“掎角之势”，主动邀击。与此同时，河北边境当根据敌来形势，伺机派选“骁将锐旅”从东路入攻北境，在契丹本土实施打击。现在来看宋师的这个战略安排，并无出奇之处。战略奇谋，不是战前就可以随意规划的。
宋真宗画像资料实战往往平易。但这个夏季传来了两个好消息。西夏李继迁终于没有攻克麟州，在宋师打击下，损失一万多人，逃遁了契丹属地大林砦（地点不详）的守卫司令王昭敏率部下投降了大宋。真宗很高兴，再一次召集辅臣到“地图室”，拿出《河北东路图》来讨论前线形势宋代，“路”是略相当于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称。太宗时，全国分为十五路，在此基础上，后代又有析分，神宗时为二十三路。南宋丢了北部大半，保住了这二十三路的十五路，又将浙江分为东西两路，总十六路路越分越多，辖区也就越来越小为何有“路”？“路”为何不断析分？原来也与抑制藩镇有关。
李继迁画像资料“路”在唐代称“道”，也是朝廷下设的监察区域，所谓“镇”，就是诸“道”的节度使“监察”之下行政单位。但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垄断了地方的行政军事、钱粮、司法大权，渐成“独立王国”，甚至出现世袭。史上之“藩镇割据”，直接的源头就是这类“省部级”官员权力太过集中既是“省长”又是“省军区司令”“省财政厅厅长”“省法院院长”“省公安厅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还是“省监察厅厅长”，等等。“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一政治哲学名言，在藩镇割据史上得到丝毫不爽的印证。大宋决计杜绝这种腐败。于是，宋太祖后，开始限制并分化节度使权力。
宋太祖画像资料宋太宗后，改称“道”为“路”，节度使权力被继续分解，并由中央派出除了西北少数地方之外，一概不允许世袭。而路一级单位又渐渐分化为不同职能权力的四个职官执掌，史称“帅、漕、宪、仓”。安抚使，掌军事与民政，简称“帅司”；转运使，掌财赋与运输，简称“漕司”；提点刑狱，掌地方司法与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掌地方钱谷与水利等，简称“仓司”，就分权和集权之矛盾而言，这种设计可谓达到最佳平衡。大宋“路制”有三个巧妙之处。第一，“帅、漕、宪、仓”四司，同时负有监察地方之责，故有时又统称“监司”。各监司之监察权极重，几乎握有地方之生杀大权，但谁也不敢滥用监司职权。
宋太宗画像资料四司的第一长官，几乎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省级单位的“党委书记”，但由于四司分权，譬如，诸司之“使”也即主要长官，有“经略使”与“转运使”之不同，这样，诸司就带有了监察方向不必言明的竞争性。因此，四司之间，也存在着互相监察的功能。第二，诸路各司，往往与诸路辖境并不重叠吻合。如“帅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小于“路”一级单位，而“宪司”负责统管区域有时会大于路一级单位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朝廷派出的诸司长官，仅仅带有临时性质，随时可以收回；任命之际，也可以临时划定权力范围，这个权力范围并不作为国家行政单位长期存在。
宋朝街景资料这样，诸司们就不大可能将“生地”做成“熟地”，诸路演绎为“地方独立王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三，虽然全国划分为十几路、二十几路，但地方之具体治理，仍实现州、县二级制。这个意思是说：路一级，只是相当于省级单位，但不是省级单位。四司，也仅仅是临时派出的“省部级”官员，州、县级的地方官员仍然直接对朝廷负责而不是对四司负责，有事时，知州、知县仍有权力直接与朝廷对话。这样的设计，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官治理天下，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的巧妙平衡。大宋三百年，无藩镇之祸，与这种设计关联极大
